王安石的市易法实验：砍富人的刀怎么落在了穷人头上？
公元1072年，大宋熙宁五年，欧阳修去世了。
这位文坛巨匠的离世，不仅让文坛少了一颗璀璨的星，也标志着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势力进一步瓦解。
欧阳修曾是变法反对派的中坚力量，他的离去让王安石的新政少了些阻力，但也让这场变革显得更加孤独。
王安石站在权力的巅峰，手握改革的利剑，本意是砍向富人，结果却误伤了穷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是“抑兼并”，说白了就是劫富济贫。
他希望通过官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挤占富人的市场份额，把财富集中到朝廷手里。
这听起来挺美好，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实现社会公平。
王安石甚至写了一首《兼并》诗，从皇权的角度批评富人兼并土地，认为富人不仅是穷人的敌人，更是皇权的敌人。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既能搞钱又能赢得民心的好办法。
市易法的设计初衷确实挺有想象力。
官府设立商品批发机构，外地商人可以直接把货物卖给官府，不用再受地头蛇商人的欺负。
官府拿到货物后，再赊给本地小商户去零售，利息也不高，一年才20%。
王安石觉得这招一举多得：外地商人满意了，本地小商户也被关照了，官府还能稳定物价，顺便为朝廷挣点钱。
他大概觉得自己这主意棒极了，睡着了都能笑醒。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市易法推行后，官办市场机构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
刚开始说好的买卖自愿，后来变成了强制。
外地商人的货物必须卖给官府，价格当然高不了；本地老百姓的货物也必须从官府买，价格当然也低不了。
临走还得问一句：“你是自愿的吧？”说白了，官府的机构变成了比原来的富商大族更可怕的市场恶霸。
官僚系统的特点就是擅长做单一目标的事儿，不擅长处理多目标、价值冲突的任务。
你让一个官员管理官办商品批发机构，怎么衡量他的政绩？
总不能说既要外地客商满意，还要本地小商户满意，还要能调节市场，还要能赚钱。
最后，官僚系统一定会把长官最重视的那个目标变成唯一的目标。
宋神宗和王安石最重视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钱啊。
有人指责市易法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安石直接怼回去：“官办的商业机构，不天天想着挣钱，你让人家具体执行的官员怎么干活？”
市易法推行三年后，最先提议搞市易法的魏继宗跳出来说：“不行，不行，再这么搞下去，会天怒人怨的。”为啥？
因为官办市场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
到了后来，所有的商人，只要敢和官府机构争买卖，小的打一顿，大的抓起来。
更懒一点的官府机构干脆让市面上的商人直接交钱，朝廷反正也只找他们要利润。
市易法最终演化成了一项新的苛捐杂税，而新法想实现的其他目标，已经荡然无存。
市易法为朝廷挣到钱了吗？
确实挣到了。
熙宁九年这一年，就搞到了133万缗。
但这钱是盘剥所有商户获得的垄断利润，代价是整个市场活力的衰减。
当时就有人算过账，虽然多挣了市易法的利润，朝廷本来正常应该收到的商业税反而少了。
总的算下来，朝廷其实是亏的。
更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老百姓欠了官府的钱。
到了市易法被废止的时候，仅仅开封一个城市，老百姓就欠了官府237万贯。
有人算过账，这相当于开封城里五分之一的人家都欠官府的钱。
官府又专门成立了追债的机构，大概一千多人，日夜不停地骚扰、要债、打人、抓人。
老百姓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敢欠官府的钱？
开封城里五分之一的老百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王安石变法最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就在这里：为什么种下那么多龙种，最后反复长出跳蚤？
反对派造谣、利益集团捣乱、王安石急躁、变法集团内讧，这些解释都有一些道理。
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王安石设想的富商大族，实际上只是各种特权的白手套，真正的利益早已被权力网络瓜分。
开封城里的富商大族背后都有权贵的支持，市易法无法触及这些真正的利益集团。
王安石本来想的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重整，通过官府下场做生意，把原来的富商大族的不合理的超额利润拿过来，变成政府的收入。
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压根就不存在这个有富商大族控制的超额利润。
所有表面上看到的不合理的利益，早就被背后的隐形的权力网络，瓜分完毕。
如果你要打这部分利益的主意，就像你在野外翻开一块石头，发现里面的一窝你惹不起的蝎子。
既然惹不起这部分利益，而上官、朝廷、宰相、王安石大人又希望看到市易法推行的成果，最后倒霉的是谁？
除了普通的老百姓，还能是谁呢？
这不就是鲁迅说的那句话吗？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最后被市易法搞得家穷财尽的，当然只能是城市里那些卖油的、卖水果的、卖芝麻的、卖木梳的小民啊。
王安石距离那个时代还是太近，很难看得清那个时代的实质。
千年之后，当代历史学家阎步克老师有一段话说得特别精彩：中国王朝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的“功能组织”，而且还是一个君臣结合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
王安石还试图在这个社会的缝隙中找到、挤出一些剩余的利益。
他没有意识到，一切都已经瓜分殆尽。
他这个屠龙少年，最终会一无所获。
公元1072年，大宋熙宁五年，王安石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打了一场错误的，甚至连敌人都找不到的，甚至因此也注定失败的战斗。
这就是市易法的故事，一个理想主义改革在权力与利益博弈中失败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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