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秦钢：博古身后被遗忘的红色血脉

寻访秦钢：博古身后被遗忘的红色血脉

一

1948年，秦铭、秦文、母亲王静雅、秦训 （前排左起），秦铨、秦刚 （后排左起）在广州合影

秦刚，我的至亲堂兄，自幼便与我如影随形，在我家中，他被誉为“二哥”。他是伯父秦邦宪，亦称博古，以及伯母刘群先的长子，于1930年9月在上海降生。为了寄托对孩子刚毅不屈的期盼，他们为他取名“秦刚”。不久后，伯父发现秦家家谱中规定，我们这一辈的男子应取带有金字旁的名字，于是，我的两位弟弟便依次被命名为秦钢、秦铁。遵循这一家规，我哥哥被父母命名为秦铨，而他后来在高中时期，自行将名字改为秦福铨。至于我的弟弟，他的名字是秦铭，他于1935年7月出生。依照家中的命名传统，我本人被命名为秦锦，之后也改名为秦文。而在1930年，我的父亲秦邦礼因参与1928年秋季的无锡农民起义，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被迫逃至上海。在那次兄弟重逢的欢乐时刻，父亲有幸目睹了侄子的诞生。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首脑顾顺章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幸落入敌手，他们的变节投敌导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局势变得愈发严峻。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等领导人纷纷撤离上海。秦邦宪临危受命，承担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任，全面接管党的各项事务。陈云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面对沉重的压力，秦邦宪与陈云携手并肩，共克时艰。当时，上海的秘密联络站几乎尽数暴露，亟需重新布局并设立新的联络站点。秦邦宪遂推荐秦邦礼加入陈云领导的特科工作。自那时起，我的父亲便投身于繁忙的经营活动，积极开设多家小型商店，致力于营救被捕的同志，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默默无闻地扮演着一名小老板的角色。

在那个严寒的1931年冬日，父亲遵照组织的命令，又一次悄无声息地在上海与江西瑞金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秘密通道。为了隐瞒他的真实身份，他不得不在家庭中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于是，他将祖母王静雅从无锡接到上海，并细心照料她，让她安居乐业。不久，伯父和伯母也将刚满襁褓的秦刚托付给了我们，由祖母和父母共同抚养。祖母对长孙秦刚倾注了特别的关爱，她衷心期盼他能平安、健康、长寿，因此给他取了一个亲昵的小名——阿土。自幼年起，直至秦刚成年离家赴北方，祖母一直与他同床共枕。到了1933年1月，父亲成功地通过这条秘密通道将伯父秦邦宪和陈云送达江西瑞金，自那之后，秦刚便再也没能见到他的父亲。

谈及奶奶对孩子的深情，言语常感难以尽述。今日本想缓缓道来，向各位细述我的奶奶——秦朱氏的生平。她，生于1878年农历二月十四日，诞生于一个商贾世家，比爷爷长八岁，是以继室的身份嫁入秦家。奶奶风华依旧，身姿轻盈，肌肤似雪，性格坚毅，才智出众，虽不识字，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在那个年代，书香门第的秦家对商人之女颇有微词，加之奶奶婚后屡遭生育之苦，多次经历流产，直至1907年，才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秦邦宪。那时，她已近二十九岁，而爷爷则是三十七岁。为了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生命，产后不久，奶奶便踏着细碎的脚步，从无锡灵山脚下，一跪一拜，直至山顶的灵山大庙，虔诚地燃香祈祷，并立下终生的誓言。自此，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昼夜，她总是起床后便开始念经拜佛，即便到了晚年，即便双目失明，她依旧如此坚持。也正因为这份坚持，当年伯父将幼小的秦刚托付给她时，她视如己出，疼爱有加。

一粒花生，几颗糖果，这些在平凡日子里难得一见的美食，在我们心中却如同无价之宝，深藏不露，不愿轻易示人。然而，秦铨却总能巧妙地，借助猜谜、赌输赢等游戏，将这些微小的食物一一分发给众人。我们在游戏的欢乐中陶醉，期盼着胜利的降临，然而结局却总是年复一年地被他巧妙地引导，令人不禁露出苦笑。相比之下，秦刚却能在奶奶那里找到一丝慰藉。

二

在1931年至1935年的五年间，我的父亲秦邦礼陆续创办了六家店铺，其中五家坐落于繁华的上海。而第六家，即位于汕头的“中法药房汕头分药房”，不仅是其商业版图的一部分，更在那时扮演着连接上海与瑞金的秘密地下交通线的重要使命。若有人从上海启程，必先抵达香港或广州，而后沿着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这一线路前进。此路线蜿蜒曲折，穿越了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既涉及水路的航行，又有山岭的攀登。沿线的交通站各成体系，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这使得敌军难以对其运作构成破坏。自1931年起，直至长征前夕，这条交通线始终保持了畅通无阻。中央特科常常在我父亲开设的联络站派遣人员暂留，他们短暂逗留后，便秘密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中央苏区（瑞金）的征程。

1933年新春佳节之时，上海临时中央毅然作出划时代的重要决策，决定将部分机关与工作人员迁移至中央苏区。肩负着沉重使命的同志们分批踏上征途，首批列车送别了刘少奇等英勇的战友，紧接着张闻天等众多战友亦紧随其后，直至秦邦宪与陈云亦毅然投身其中。我的父亲秦邦礼，多次往返于沪汕之间，肩负着护送中央领导同志前往苏区的神圣使命。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亦是在父亲的秘密护送下，从上海抵达江西瑞金。此外，陈赓、林伯渠、李维汉、章汉夫等众多同志，也都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抵达瑞金，党员干部的总数累计已超过两百人。父亲所经营的六家店铺，不仅为党组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持，还向苏区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包括布匹、药材、食盐、无线电器材等，为反“围剿”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苏区人口已超过三百万，红军与赤卫队的兵力也逐步扩充至三十余万，无论是生存还是战斗，都迫切需要经济上的援助。在秘密交通站和秘密交通线的有力支持下，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逐渐繁荣起来。父亲在白区开设的店铺，暗中为苏区输送物资，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着。

1935年1月，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红军召开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至同年5月31日，党中央当机立断，派遣陈云与潘汉年两位同志前往上海，肩负的重任是寻觅共产国际的使者，并向其详尽阐述遵义会议的诸多细节。陈云同志顺利抵达重庆，继而前往上海，成功与当时仍滞留当地的秦邦礼同志取得联系。同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达命令，要求陈云同志等人启程，前往莫斯科，以便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金秋时节，陈云同志与父亲秦邦礼（化名方一生）一同乘坐苏联货轮，从上海出发，抵达海参崴，再换乘火车抵达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了陈云、秦邦礼以及提前抵达的潘汉年、严朴等同志，并耐心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随后，秦邦礼同志等人留在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深造。至1937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安排，父亲从莫斯科返回上海，继续负责经营店铺，布置机关，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进行了周密的筹备。然而，随着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局势急剧恶化。党中央随即指示秦邦礼同志关闭店铺，返回延安。1937年9月底，父亲抵达延安，并在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干事一职。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委派廖承志前往香港，着手筹备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父亲亦随同前往，成为该办事处最初的成员之一。他受命在香港设立一家相对独立且合法的公司，并亲自为其命名，取名“联和行”。一切安排就绪后，同年春，他将我们全家从上海接到香港。在香港，我们租赁了位于湾仔的一处住所，虽然空间有限，但家庭成员们挤在一起，四个孩子都显得格外欢快。

1938年的寒冬或次年春季，伯母刘群先不幸患上了产后焦虑症——那时的长辈们更倾向于将其称为“神经病”。她时常无故哭泣，频繁发脾气，这不仅干扰了工作，也让伯父不得片刻安宁。在伯父的建议下，伯母得以前往香港，并由父亲安排，她在澳门静养。那时我尚未正式入学，整日在家中悠闲度日。父亲便命我陪同伯母前往澳门，以在外人眼中维持一个家庭团聚的假象。在我的记忆里，伯母似乎在那儿住了大约两个月便离去了。那也是秦刚最后一次与母亲共度的时光。

在那个年代，香港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转口港使命，航运业蓬勃发展，人口数量约达一百五十万。随着中国内地抗日战争的爆发，众多企业家为逃离战火，将工厂迁移至香港，与此同时，内地的金融机构，包括原本位于上海的海外银行，亦纷纷迁至香港。1938年的香港，因而转变为一个相对宁静的后方避难所。实际上，“联和行”是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的国际经济联络机构，其运作直接受中共中央的指挥。当时，何香凝、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亦寓居香港，廖承志凭借她们的显赫地位，发起并持续开展了多年的抗日募捐活动，该活动的影响力遍布全球，实为中共领导下的英勇壮举。在此过程中，廖承志、秦邦礼等人的贡献尤为显著。募集到的物资起初被存放在“保卫中国同盟”租赁的仓库内，随后由“联和行”统一调度，运送至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并分批次送达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场。华侨的捐款主要由香港的大英银行代为收取，并汇入“联和行”的账户。

估算显示，自1938年酷暑盛至1941年深秋，在这横跨三年的漫长时光里，经由香港运送至延安及其周边的国际和平医院的货车，已累计超过三十趟。海外捐款总额累计超过五百万元，捐赠的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总量更是超过一百二十吨，平均每月的运送量高达三吨。这些募集而来的物资与资金，在保管与运输过程中均严格实施了保密措施。在此期间，我的父亲秦邦礼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高效地完成了货币兑换、物资接收与转运等任务。为此，他精心策划了多条交通线路，并在沿线设立了多个交通站点，确保了运输任务的顺利执行。除了物资援助，还向延安输送了超过一千名爱国华侨及港澳同胞，其中包括不少司机和医护人员。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采购西药等任务，还为我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三

1941年12月8日，日军的飞机如同凶猛的野兽，对香港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狂轰滥炸。紧接着的10日，日军在新界成功登陆。在这危急关头，幸得地下党同志的热心援助，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匆忙撤离，尽管当时奶奶双目失明，行动极为不便，而弟弟秦训才在1941年3月才出生，我们仍迅速从湾仔迁至半山的一所空旷无人小学。在那里，我们陷入了粮食短缺的困境，无奈地滞留了数日。不久，一些同志——我后来方知他们是东江纵队的战友——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历经陆路和水路的艰难跋涉，最终抵达了广东省的湛江市，那个时期被称为广州湾。我们被安置在距离农村不远的赤坎地区。

此刻，我的父亲秦邦礼，怀揣着一份无比珍贵的资金，悄然告别广州，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征途。此行的使命，是向党组织转达这笔资金，并向其详尽汇报南方地下党所遭受的损失。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在1942年10月抵达重庆。抵达后，他荣幸地与周恩来同志见面，顺利完成了资金的交接，并对相关情况做了详尽的汇报。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数月之后，1943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指示他重返华南地区，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借助合法途径提升社会地位，积聚力量。从重庆启程，他前往广西，并在那里公开更名为杨琳，这个名字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身份，伴随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自那时起，父亲便在广西全身心投入商业活动，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自1941年12月的战火蔓延至1945年8月的胜利曙光，在这长达四年的艰苦岁月里，我们扎根于赤坎的土地，沐浴在母亲王静雅无微不至的呵护之下。与她同住的，还有一位失明的祖母以及一群稚气未脱的孩童——其中甚至包括了一名新生婴儿。家庭的经济来源并不稳定，我们全赖党组织通过东江纵队的同志们定期资助。他们不仅为我们送来了维持生计的必需费用，还慷慨地为我们孩子们提供了学习用品，如铅笔和纸张。即便是在这极端困难的时期，党组织依然坚定地要求母亲确保我们能够继续学业。在那四年里，秦刚和我顺利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业旅程。

在校园里，秦铨的年级比我高一级，而秦刚则比秦铨高出两级。秦铭是在迁至赤坎之后，才踏入小学的校门。我们家经济状况时常陷入困境，全家的生计成为最为迫切的难题。每当家中米袋告罄，母亲便会以极低廉的价格购入那些无人问津、霉变发绿的糙米，或是用农民饲养家畜的番薯来暂时缓解饥荒；若家境愈发艰难，母亲便会走到村边的田野，采摘番薯藤，将其煮熟作为主食。孩子们若没有鞋子可穿，母亲便会将废弃的轮胎打磨至光滑，根据每个孩子的脚型裁剪成鞋，并在边缘制成类似耳朵的形状，然后在耳朵部位打孔系上绳子，每人一双。孩子们赤脚穿上这些自制的鞋子，秦铨和秦刚便戏谑地称它们为“千里马”和“水陆两用鞋”。

广州湾的气候酷热难耐，四季如一，衣物几乎无需更迭。母亲便将自香港携带的衣物摆上街头，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摊位。放学后，秦刚和我经常携手相助，共同守护着这个摊位。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挑战。那几年间，即便是我与秦刚，也偶尔会因为饮食不均、疾病困扰而心生怨言，情绪激动，与母亲发生争执；甚至在兄弟之间也出现过矛盾。然而，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并肩携手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而母亲更是坚强地承受了所有的重担。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终于画上了句点。但直至同年10月，东江纵队的战友们才将父亲的话语转达给母亲，委托她将秦铨与秦刚托付给他人照顾。于是，奶奶便肩负起责任，带着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暂居于赤坎。年底，在东江纵队战友们的协助下，我们离开了赤坎，抵达了广州市，与早已在此等候的两位哥哥重聚。他们已在当地完成了入学手续。秦刚顺利进入了公立广东省广雅中学——一所男子学校，由此开启了他的高中生活。而我们这些稍后抵达的追随者，则被安置在一德路一条狭窄的小巷深处的一栋居民楼中。巷子的尽头便是宽阔的马路，马路对面则是父亲在香港创立的联和进出口公司（原称“联和行”，后在香港拓展进出口业务，更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在广州市租用的货栈。货栈占据了两层楼，底层用于货物的装卸，楼上则用作居住。这里常常是地下党同志临时躲避、前往香港或是稍作歇息的地方，他们经常在此得到父亲的临时庇护。秦刚和我有时也会去那里玩耍。在我初中毕业的暑假，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位暂居于此的新华社记者，他向我传授了摄影的基本知识。那时，我父母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裂痕，但我一直未曾向奶奶透露此事。自从我们从广州湾回到广州，父亲就很少回家。他常驻香港，偶尔会回来探望奶奶和孩子们。

1947年，我的初中时光画上了句点。我终于如愿踏入广州协和女中，一所声名显赫的教会学府。这所学校与广雅中学相邻，位于广州市的西村地带。秦刚和我都是寄宿生，除非父母特别准许，否则无人能将我们送回家。毕竟，我家住所变动频繁，原因错综复杂，我们实在难以追踪。于是，我们约定在周末或假期相聚，共度那些难得的欢乐时光。偶尔，秦刚会邀请他亲密的同学一同加入，我也因此有幸认识了他的几位好友。到了1949年10月，广州宣告解放，我加入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参军时，竟然意外地遇到了秦刚一同参军的同学，他们还关切地询问起秦刚的最新情况。

1947年夏秦铨高中毕业，1948年夏秦刚高中毕业，母亲先后让父亲把他们接到香港去上大学。

四

1947年岁末，父亲在香港创办的联和进出口公司，在中央领导的热情扶持与大力支持下，正式更名为华润。次年8月，公司正式对外挂牌，并于年底顺利完成了在香港的注册手续。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倡议，号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敦促“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立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依托1947年下半年华润公司租用的苏联轮船“波德瓦尔”号与“阿尔丹”号，我们得以沿用大连至香港的国际航线。经过精心周到的筹备，我们分批次将民主人士安全送达。他们自香港启程，北上横渡台湾海峡，最终抵达朝鲜的罗津，继而又抵达哈尔滨。此方案于8月30日获得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核准。

9月7日，中共中央周恩来同志再次下达了明确指令。基于此，华润公司管理层与香港地下党负责人经过周密而深入的商讨，最终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首先派遣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等四位民主派人士启程，并指定地下党党工委的章汉夫同志亲自负责护送事宜。鉴于“波德瓦尔”号是一艘货轮，为确保掩护任务的高效执行，我的父亲决定派遣年仅19岁的秦铨和18岁的秦刚两位精通粤语的青年，假扮成货物押运员，与民主人士一同踏上北行的征程。至12日深夜，为了避免引起港岛上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的警觉，四位民主人士及章汉夫同志在华润公司领导的陪同下，乘坐小汽艇登上了“波德瓦尔”号。

在凌晨的13日，父亲轻声唤醒了秦铨与秦刚，并将他们送往九龙地区的一处码头。随后，他们乘坐游艇，缓缓驶向停泊在“波德瓦尔”号游艇旁边的另一艘船只。踏上甲板后，两个孩子便受到了水手长的亲切引领。这位水手长是一位年轻的苏联人，他热情地让孩子们在自己的卧室内安顿下来，为他们安排了上下铺的床位。不久，父亲也登上游艇，他细致入微地检查了所有安排——包括华润派遣的员工假扮押运员进行秘密保护——以及各项安全措施；同时，他对两个孩子进行了详尽的指导，并向他们介绍了四位民主人士及章汉夫等前辈；随后，他将一封致陈云的信交到了秦铨手中。在与船长用俄语沟通完毕后，父亲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游艇。到了中午时分，9月13日，“波德瓦尔”号正式起航。这是一次充满未知与风险的航行。尽管保密工作做得极为周密，但一旦被国民党特务察觉，在大海的波涛中，国民党的军舰与飞机随时可能采取行动。

航行八日之计，一日，一架美国航班低空掠过，盘旋于船顶久久未离。在秦铨与秦刚的协助下，苏联船员迅速升起苏联国旗，庄严地铺展于甲板之上。飞机见状，方转身离去。船只继续向东航行，直至抵达东海，途经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时，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台风。台风肆虐，轮船在汹涌的大海中颠簸摇晃，整夜在狂风暴雨中艰难前行。直至穿越朝鲜海峡，方才恢复平静。9月21日，货船抵达朝鲜的罗津港。随后，众人搭乘火车抵达哈尔滨，高岗与陈云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

“我热切渴望延续我的学术之旅。”陈云随即为他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深造机遇，得以前往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秦铨与秦刚，自幼在香港、广州、湛江等地茁壮成长。当他们踏上中国最北端之际，语言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立刻变成了他们必须跨越的挑战。幸运的是，秦铨得以融入一个充满温情的大集体——军队，这一切都得益于陈云的推荐。部队领导和组织对他的关怀细致入微，战友们也纷纷伸出援手。而秦刚则进入了一所历史悠久、声誉显赫的知名大学，以一名普通学生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

经过三个月的颠沛流离，1949年1月，北平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秦刚也随波逐流来到了这座城市，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在这里，他得以与继母张越霞，以及弟弟秦钢、妹妹新华、秦铁等亲人重逢，共度天伦之乐。然而，一个微妙的尴尬之处在于，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家中，秦刚仅通粤语，与使用普通话的同学们，以及说着陕北话的弟妹们（他们曾在延安长大）之间，由于语言的隔阂，深层次的交流变得异常困难，难以培养出深厚的情感。在生活习惯上，秦刚对北方的饮食文化感到难以适应；在学习上，他急需的工科绘图工具等学习用品无人提供，遭遇了不少困扰。

彼时，北平刚刚迎来解放，各行各业正亟待振兴，伯母张越霞肩负着重重的使命。她膝下子女众多（刘群先生育有五子，解放后他们纷纷回到了张越霞的身边），家庭的经济状况亦显得相当拮据。在这样的境遇下，她难以将有限的精力分散去关照秦刚在生活与学业中遭遇的种种困境。秦刚自幼便受到了奶奶和婶婶的疼爱和呵护（她们均身处国统区），然而当他踏入充满革命精神的崭新环境时，却不得不独自应对各种挑战与不适。他那纷繁复杂的心情，不难想见。

1951年的寒冬，我奉命从昆明迁至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我求学的旅程。第二年，父亲也自香港归国，于京城开启了全新的职业生涯。在他的引领下，我有幸在北京与伯母张越霞以及堂弟妹秦钢等人重逢。遗憾的是，秦刚未能与父亲相见，只能通过电话的交谈声来感知他的存在，并得知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在那个五十年代初的岁月里，肺结核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因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且极具传染性。为了遏制病毒的扩散，秦刚不得不在北戴河的肺结核疗养院中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时光。在那段充满无助与忧郁的日子里，他对生活的渴望逐渐消磨殆尽。

1956年，秦刚在北戴河不幸去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为人温和善良的二哥秦刚就这样去天国和父母团聚去了。暑假我回上海母亲王静雅（解放后已离开父亲，工作也调到了上海）处度假时，我和她说到秦刚去世的事。母亲很怅然地说：“要是他留在我身边，他不会死的。”这句话一直烙在我的心里。是的，二哥秦刚本不该就这么走了。我永远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