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国籍移居日本，却遭两国同时拒收，润人该何去何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然而在经济腾飞的背后，一些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也随之而来。部分国人逐渐形成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和模仿心理，对国内尚欠发达的生活条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个别人不愿脚踏实地改善自身处境，也未曾考虑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反而选择移民甚至偷渡等方式离开祖国，前往欧美、日本等经济发达地区寻求新生活。

可遗憾的是，一些人最终发现，这样的决定成了人生中难以逆转的错误。当中国的国力稳居世界前列，这些曾经弃国门而去的人再想重返故土，却发现回头路早已不复存在。

在诸多相关案例中，陈天玺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经历广为人知源于一次回国之行。当时，身处日本的陈天玺下定决心返回中国发展事业，却在出境和入境的过程中屡屡受阻。尽管在日本出生，陈天玺既无日本国籍，也未能保有中国国籍，被明确归类为“无国籍人士”。日本海关工作人员的不屑态度让陈天玺感到无比尴尬。中国方面同样不予放行，因为他并非中国公民。无奈之下，他只能试图重返日本，但出境时间超期且仍无日本国籍，于是再次被拒之门外。在日本海关大厅，他曾一度情绪崩溃，甚至失态跪地。

所幸，陈天玺的父亲多年来在日本积累了一定人脉，经过多方奔走和恳求，才让儿子得以在日本暂时立足。尽管物质生活尚算稳定，他们却始终处于社会边缘，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缺乏政治权利，同时还要承受法律保护不足和日常生活中的歧视。对比之下，对于那些无根无基、独自漂泊的移居者而言，境遇更显艰难。有些人只因在国内不愿依靠辛勤劳动，幻想着国外的高福利社会，结果在异国却遭遇现实的冷遇。

李文彪也是一位经历类似变故的“无国籍润人”。他成长于上海，年少时乘改革东风，靠做生意积累了财富。后来，他被发达国家的经济吸引，于37岁果断放弃中国国籍，转而移民玻利维亚。李文彪并未在新环境中获得更高的事业成就，反而因接连投资失利而失去了原有的资金。无奈之下，他又将目光投向经济正盛的日本，却在申请国籍时，被要求先放弃玻利维亚身份。结果，等他真的失去了玻国国籍，日本却拒绝接纳他，至此陷入无国籍境地。李文彪曾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恢复中国国籍，但获得中国身份需有特殊贡献，相比当初轻率的放弃，现如今终觉珍贵无比。他只能在日本以中医推拿等手艺勉强糊口，既未能享受任何福利，甚至连至亲离世，都无法回国送别。他只能困守日本，进退两难。

类似陈天玺、李文彪的“润人”绝非个例。据日本方面数据，如今滞留在日本、既无法回归中国也无法融入日本的无国籍人士已超过1500人。他们之中，有早期偷渡者，也有后续的二代移民。与陈天玺情况相类似，有些在日本出生长大的孩子，日语流利，却因身份壁垒无法获得公民资格。对于曾以为割舍毫无妨碍的国籍，如今却成了再难追逐的梦想。

更加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润人”中不少原本是受益于改革开放、能在国内获得良好起点的所谓“精英”。他们一度凭借国家发展红利获得财富，却转而对国家充满不满，将希望寄托于外国。从根本上说，个人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国家支撑。历史上欧美发达国家能够提供高福利和良好机会，背后实则依赖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剥削。这些得自他国的利益，大多数新移民并无法真正分享到。等到自己痛感漂泊无依时，母国却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社会秩序还是发展机会，都不可同日而语。而昔日被他们漠视的祖国，如今已令世界瞩目。

在身份认同的失衡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下，有人对祖国蓬勃发展的事实无法释怀，个人命运也因此愈发纠结。归根结底，这一类人更像是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者。离开祖国，为私利诋毁国家，他们在异乡最终很难获得真正的认可和归属。表面平等的异国社会，一旦利益发生冲突，他们总会率先被边缘化或排斥。这些故事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