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然：1938年连降八级到婉拒副总理

1989年，革命元老李卓然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躺在病床上的他似乎心有不甘，眼神中透露着无奈和遗憾。

周围的几名孩童目睹此景，急忙上前询问究竟。李卓然声音颤抖，语速缓慢地回答道：那年毛主席北上了，没带上我。

尽管他的言辞显得零散不成章，然而众人皆能领会其意所指。尽管岁月流逝，已过去55年，那件事情依旧深埋心间，难以释怀。在场的亲人们纷纷抑制不住情感，潸然泪下。据李卓然诸多子女回忆道，这乃是其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所留下的话语。

昔日，李卓然与毛主席关系密切，曾任职于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理秘书长以及红5军团政治委员等职。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主席一边，全力支持主席的复出。

在知名的分兵之草地，李卓然却做出了错误抉择，返回中央后遭受了连降八级的重创，这对他的一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最后的遗言，是对早年行为动机的辩解，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又是如何的呢？

早期资历

李卓然，湖南湘乡人士，于1922年赴法国投身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怀抱，次年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时间，甚至早于诸多元帅。

1929年归国之后，他即刻投身于上海临时中央军委的岗位，负责苏联红军条例与命令的翻译工作，同时积极参与并协助规划全面军事任务。

翌年，他肩负使命踏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理秘书长以及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这些职位充分彰显了李卓然的卓越能力，同时亦揭示了其与毛主席之间深厚的私交。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前夕，毛主席不幸被剥夺了实际权力。

主席后来自嘲过 “昔日，我这尊菩萨尚能显灵，然而时至今日，其灵验已不复存在。他们竟将我这木雕菩萨浸于粪池之中，取出时已是臭气熏天。”这句话透露出当时环境的艰险，几乎无人愿意与之有所瓜葛。

然而，李卓然对此等外界压力视若无睹，他不止一次地亲自登门拜访主席，并予以慰藉，坚信风雨终将过去。在那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他敢于如此行动，的确显示出非凡的勇气。

得益于李卓然的留苏经历与卓越能力，他并未受到波及。在长征前夕，他更是被委以重任，任命为红5军团的政委，与军团长董振堂并肩作战，共同率领部队担任全军的后卫。

在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承受了惨重的损失，其34师几乎全军尽墨。这一战果令军团政委李卓然深感痛惜，他遂向仍处冷遇的毛主席倾诉心中的不满与忧虑。

“当前局势严峻异常，战士们对中央的指挥颇有微词，如此状况若不加以改变，将难以持续。”主席沉吟片刻，坚定地表示必须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应对之策。届时，他打算让李卓然等前线指挥官详细阐述当前局势。

李卓然成为遵义会议的...与会代表中，有人毫不犹豫地为毛主席的复出投下了坚定的一票。

在长征征程中，敌军采取“不阻首，不截腰，仅袭尾”的策略，负责殿后掩护的红5军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董振堂与李卓然因英勇表现多次受到赞誉。然而，随后的草地分兵行动中，董、李二人的立场却呈现出鲜明的差异。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之地实现胜利会师，这一壮举极大地提振了革命力量的士气。然而，这份喜悦转瞬即逝。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老张，目睹中央的薄弱，竟萌生了无端的野心，他不断伸手索要权力。

面对他的诸多要求，中央政府多数予以应允，然而在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上，立场坚定，未曾作出让步。老张察觉到众人在场，不便从中作梗，于是他佯装赞同北上的提议，暗中等待合适的时机，届时再行其计。

随后，两大方面军经过混编，划分为左、右两路军，各自北上。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1军、红32军以及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和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组成，主要领导人包括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将军及老张等人。

右翼军团由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军委纵队的主力，以及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和红30军组成，其核心领导层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徐向前、陈昌浩等杰出人物。

彼时，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编号统一更改为“军”，红5军即原红5军团，红32军则由原红9军团改编而成。在这支由老张统率的左路军中，他们的处境显得尤为尴尬。

尤为严重的是，在老张执意南行、中央当局不得不率领红1军、红3军以及军委纵队独自北撤之际，左路军的高级将领处境愈发堪忧。

身处他人屋檐之下，敢于直言者寥寥无几。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曾表态，愿率部前往中央寻求支持，却遭老张的亲信黄超无情耳光。军级干部尚且遭受无端责打，其他人自是更加噤若寒蝉，不敢发出任何异议之声。

当大军被裹挟至四川理番的卓木碉地区之际，老张召集了一场性质极其恶劣的会议，公然宣布“另立山头”。

他深知，若仅凭亲信支持，难免演变为一场独角戏，他人难免心生不忿。于是，他巧妙地邀请了几位原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让他们出面抹黑，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正当性”。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氛，无人愿意率先发声。张某一指示，让一方面军的干部上台发言。这些干部列举了一系列具体事例，情绪激昂地讲述。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对此闻所未闻，纷纷为之哗然。

此外，若干位曾亲身经历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亦留下了相似的记载，其中提及的“这几位干部”实则是指当年的红九军团政治委员。何长工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5军工作部长邵式平。

昔日那两个军团，在军政四位首长中，唯有董振堂独自承担了压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与中央关系越近的人往往带来更大的破坏力。李卓然在卓木碉会议上的言辞误导了众多人，留下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随后，李卓然曾身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要职。在西征的征程中，他再度担纲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备受重用。然而，他的权势巅峰似乎就此止步。

西路军溃败之际，李卓然历经艰辛，成功突破重围抵达新疆。然而，当他辗转抵达延安时，已无法与前线的指挥官取得直接联系。更甚者，1938年西征工作会议上，李卓然作为西路军工委书记的职务被剥夺，转而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其地位可谓一落千丈，相当于直接降职八级。

自此，李卓然便投身于宣传事业的长期征程。由于已脱离军界，他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并未参与。

同年之际，鉴于李卓然先生过往的贡献尤为卓著，中央决定赋予他副总理级别的行政待遇。听闻这一消息后，李卓然先生的态度如何，便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他主动提出降低职务级别，最终组织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若非那次误入歧途，循着既定的前程，李卓然本有可能被封为上将，然而世事无常，此路不通。因此，他在晚年始终未能释怀，直至临终之际，仍不时提及此事。

回顾李卓然曾受中央重用之时，为何其会做出那样的选择？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正如他本人所言，中央独自北上，未等待他们，这导致那些被留下的成员感到了被遗弃。另一方面，张老在回忆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却未事先告知他们，此举引起了他们的普遍不满。”。

这实则情有可原，中央本身亦处境堪忧，北上途中便遭遇了李特追逐的险境。若再拖延，恐怕连自身安全都将难以保障。

其次，承受压力的同时，自身亦难以洞悉长远之计。老张手段狠辣，对那些不与他合作者，所面临的处境尤为险恶。

而且，老张麾下兵马强盛，共有八万余众，而当时的一方面军却显得十分薄弱，仅有万余人。若非从后世的角度审视，仅以李卓然当时的身份立场来看，大多数人或许会认为实力雄厚的一方更具胜算，因此才会不假思索地作出那样的决策。

相较之下，董振堂这位自宁都起义后毅然投身红军的坚定革命者，实属难得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