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暮年讲述在那个时期，谈论刘少奇，忍不住哽咽道：对不住他！

参考来源：《彭真传》、《刘少奇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党史资料、百度百科等权威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0年深秋，北京西山脚下一处僻静的院落里，88岁的彭真独自坐在书房中。

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这位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的老人，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珍藏多年的资料。

书桌上摊开着一本厚重的相册，里面记录着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的珍贵历史时刻。当他翻到其中一页时，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照片中，两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并肩而立，背景是1962年的中南海。其中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则是刘少奇。

这张照片拍摄于特殊时期前夕，那时两人还在为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并肩奋斗。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却让这位坚强的老人在晚年时分，每每想起往事都会陷入深深的沉思。

那段特殊的历史岁月，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在彭真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时光荏苒，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一】革命征途中的相识相知

1936年4月，华北地区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关键时刻。中华民族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组织建设工作亟需加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派，从延安抵达天津，肩负着重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重要使命。

在组织架构的建设过程中，刘少奇需要选择一位能够胜任组织部长重任的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他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还叫傅懋恭的彭真。

这个来自山西曲沃的农家子弟，1902年10月12日出生，从小就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敏锐的政治觉悟。

傅懋恭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在组织共产党的山西组织方面表现出色，并长期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地下工作。他的革命经历和组织能力，完全符合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的职位要求。

1937年，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傅懋恭正式改名彭真，取祖母"彭"姓，"真"字则寓意"坚持真理，存真求实"。

刘少奇委任彭真为组织部部长后，两人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他们需要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地下工作。

彭真负责组建中共北平学委，改组中共北平市委，同时还要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的工作。

1937年1月，在彭真的指导下，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建立，为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重要平台。

2月，彭真又指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扩大了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两人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相应调整。彭真担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参与指导了著名的冀东大暴动。

1939年，他兼任新成立的北方分局党校校长，为培养革命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10月，彭真主持召开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随后指导中共成功粉碎了山西十二月事变。

1940年，彭真召开了一系列北方分局干部会议，全面部署在抗日战争期间巩固中共工作和坚持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

8月，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这个被称为"双十纲领"的重要文件，为在边区进行选举、政治及经济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与此同时，刘少奇则在其他地区开展着同样重要的革命工作。1938年10月至11月，他参与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化名"胡服"，负责开辟黄河长江之间广大区域的抗日根据地工作。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彭真和刘少奇都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虽然两人分处不同地区，但通过党的组织联系，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工作配合关系。

这种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为日后两人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协作共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真和刘少奇都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着力量。

彭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面负责首都北京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作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建设不仅关系到首都人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形象和政治稳定。彭真在这一重要岗位上，展现出了出色的城市治理能力。

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市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他特别注重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又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民的一致认可。

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党和国家的更高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刘少奇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建立健全国家法律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深刻认识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因此在立法工作中始终坚持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

1954年9月17日，彭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发言，系统阐述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思想。

他明确提出"不允许有任何超于法律之外的特殊分子"的重要观点，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也为后来的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得到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认同和支持。它被写入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的组织法中，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石。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彭真和刘少奇虽然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彭真在地方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经常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而刘少奇在中央层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也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建设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重要报告和总结。

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作为经验丰富的组织工作者，彭真积极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相关工作，为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贡献。

这个时期的合作，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工作配合上，更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共同探索上。

两人都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认识，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都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困难时期的共同担当

进入196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历了1959年庐山会议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整个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党和政府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来应对困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规模空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汇聚一堂，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1月27日，他在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他指出，如果简单地用"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比例来概括成绩和缺点，在一些地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能说服人民群众。

这种坦诚面对困难、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党的各级组织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要从自身找原因，不能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

彭真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重要成员，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据当时的相关记录，他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

他认为，党的各级组织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不能文过饰非，也不能过分自责，关键是要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七千人大会之后，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西楼会议"的重要会议。

在西楼会议上，与会者对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大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各个方面都十分吃紧。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刘少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据统计，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人、城镇人口2600万人。这些措施虽然带来了暂时的困难，但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困难时期，彭真作为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积极贯彻中央的各项调整政策。北京作为首都，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转，又要为全国的经济调整作出表率。

彭真在具体工作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责任感。

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讨论。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彭真密切关注着这些新情况，并及时向中央汇报相关情况。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对阶级、形势、矛盾的分析，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并将一些对外工作观点归结为"三和一少"进行批判。

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等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彭真作为与会者，认真学习和领会会议精神，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

这个时期的经历，对彭真和刘少奇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的担当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不仅帮助国家度过了困难时期，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4年7月2日，一次重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再次对文艺界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并提出要彻底整顿相关部门。为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小组。

这个领导小组最初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随后又增加了康生和吴冷西，形成了五人小组的架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特殊时期五人小组"的重要组织，彭真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直接指向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这篇文章的发表，如同平静湖面投下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波澜。

作为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彭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他开始思考如何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既要维护学术讨论的正常秩序，又要确保不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然而，事态的发展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和严峻......

【四】关键时刻的重大决策

1965年11月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彭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作为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央领导，他必须对这一突发事件作出及时而妥善的回应。

经过深思熟虑，彭真决定按照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来处理这一问题。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开了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回应姚文元文章引发的学术争论问题。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汇报提纲，系统阐述对当前学术讨论问题的看法和处理原则。

彭真在会议上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提纲中，彭真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首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应当与政治问题适当分离。彭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所有学术观点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来处理，应该允许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正常的讨论和争鸣。

这种观点体现了他对学术自由和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

其次，提纲明确反对将吴晗及其《海瑞罢官》与1959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彭真认为，这种联系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政治联想和混乱。他主张应该就事论事，在学术层面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讨论。

再次，提纲强调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彭真认为，这一方针是促进学术繁荣和文艺发展的重要保证，不能因为出现一些争论就放弃这一基本原则。相反，应该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来澄清是非，促进真理的显现。

2月5日，彭真参加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二月提纲的内容和处理原则。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的政治局常委对提纲的基本内容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稳妥和合理的处理方案。

会议通过汇报提纲后，刘少奇作为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决定给予了支持。他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学术讨论的正常秩序是必要的，不能让正常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受到不必要的冲击。

随后，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彭真和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正在那里的中央领导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这次汇报是一个重要的程序，体现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

在武汉期间，彭真代表中央起草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这个批语明确了转发提纲的目的和要求，强调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提纲精神，正确处理学术讨论中的各种问题。

批语起草完成后，彭真等人返回北京，将批语提交给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

经过传阅，大家对批语内容表示同意，认为可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转全党。于是，二月提纲正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各级党组织。

然而，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彭真等人的预料。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撤销了二月提纲，并对彭真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

《五一六通知》指出，二月提纲"实际上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重点清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殊时期'"。通知还批评说，二月提纲"是彭真一手包办，背着中央其他同志"制定的。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彭真感到极其震惊和困惑。他原本以为自己是在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正常的学术讨论秩序，没想到却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一时难以接受。

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撤销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还撤销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所有党内职务。

彭真的突然落马，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许多了解他的同志都感到意外，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彭真一直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工作认真负责，政治立场坚定。他的遭遇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正在来临。

在这个关键时刻，刘少奇的处境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作为主持二月提纲讨论并表示同意的中央领导，他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些原本针对彭真的批评，开始逐渐扩展到对整个中央一线领导的质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正式拉开了特殊时期的序幕。社论明确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面对这种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刘少奇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应对。作为中央一线的主要负责人，他认为有责任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然而，现实的发展却越来越脱离了他的掌控范围。

8月5日，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公开发表。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并指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特殊时期运动打下去"。

虽然文章没有点名，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在批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这标志着特殊时期的矛头开始明确指向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

【五】特殊时期中的艰难处境

随着特殊时期的深入开展，彭真和刘少奇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作为被点名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还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人身安全威胁。

1966年下半年，彭真被正式撤销了所有职务，随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狱中的日子里，他经历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失去自由的痛苦、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家人安危的担忧，都让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最让彭真痛苦的，还是对自己在那个关键时刻所作选择的反思。

他开始质疑自己当初制定二月提纲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真的如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内心的煎熬，比任何外在的苦难都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在监狱中，彭真经常会想起刘少奇。他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曾经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如今，两人都成了"走资派"，都面临着相似的命运。彭真想知道刘少奇是否也在承受着同样的痛苦，是否也在反思自己的过去。

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处境也在急剧恶化。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刘少奇进行了严厉批判。

批判的主要内容包括：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特殊时期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等等。

1967年，刘少奇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各种批判文章和大字报铺天盖地，他的住所经常被红卫兵包围，正常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作为国家主席，他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个决定标志着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正式结束。

全会后不久，刘少奇被从北京转移到河南开封。在那里，他被软禁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患上了多种疾病。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终年71岁。他的死讯在当时并没有公开报道，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一消息。

一代伟人就这样在痛苦和屈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悲剧之一。

彭真在狱中得知刘少奇逝世的消息后，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这位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老战友，竟然在如此悲惨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彭真感到深深的愧疚和痛苦，他开始反思自己在那个关键时刻是否应该更加坚决地为刘少奇辩护。

在监狱中的那些漫长岁月里，彭真经常会回想起与刘少奇一起工作的往事。从1936年的北方局重组，到建国后的协作共进，再到困难时期的共同担当，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却没有能够为这位老战友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这种愧疚感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强烈。彭真开始意识到，虽然当时的形势确实复杂，个人的力量确实有限，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应该更加勇敢地坚持正义，更加坚决地维护同志。

1975年，彭真获得了"解放"，重新参加工作。但此时刘少奇已经逝世6年了，再也无法见到这位老战友。重获自由的喜悦很快被深深的遗憾所取代，彭真意识到，有些错过了的机会将永远无法弥补。

重新工作后，彭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刘少奇在特殊时期的遭遇。当他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材料，了解到刘少奇所承受的巨大痛苦时，内心的愧疚达到了极点。

他开始公开表达对刘少奇的怀念和歉意，认为党和国家亏欠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特殊时期结束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特殊时期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成为当务之急。彭真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当事人，对平反工作给予了坚决支持，并积极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

【六】平反昭雪后的深切忏悔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会议也为平反特殊时期的冤假错案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12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彭真回到了北京。经历了12年的牢狱生活，重新回到首都的彭真已经是一个76岁的老人。虽然身体有些虚弱，但他的精神状态依然良好，对重新为党和人民服务充满了期待。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明确宣布，特殊时期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彭真冤案的正式平反。

平反通知发布的同一天，2月17日至23日，彭真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这个任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对彭真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在法制建设方面经验和理论的重视。

接受这个职务后，彭真立即投入到繁重的立法工作中。从1979年3月到6月，他主持修订了《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同时还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基础性法律。

在法制建设工作中，彭真特别重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

早在1954年，他就系统阐述过这一思想，但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一观念被视为"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而成为禁区。

如今重新主持法制工作，彭真决心要把这一重要原则重新确立起来。

1982年，在彭真的主持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得以制定和通过。这部宪法不仅重新确立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还增加了"不允许有任何特权"的内容。

这些规定体现了彭真对特殊时期教训的深刻反思，也体现了他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

然而，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彭真内心最深处的痛苦却始终难以平复。虽然自己已经获得了平反，但刘少奇却已经不在人世。每当想到这位老战友，彭真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之中。

1979年4月，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正式启动对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工作。

彭真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既感到欣慰，又感到焦急。他希望能够尽快为这位老战友平反昭雪，但又担心时间太晚，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

复查组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刘少奇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

通过大量的档案资料和证人证言，复查组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各种罪名，证明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诬陷。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全面恢复了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彭真看到这个决议时，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他为老战友终于得到昭雪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他也为这个迟来的正义而感到痛心。如果这个平反能够早一些到来，刘少奇就不会在痛苦中离世，他们之间也不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彭真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追悼会。当他走进人民大会堂，看到刘少奇的巨幅遗像时，内心的情感如潮水般涌来。

在那庄严肃穆的会场上，彭真想起了与刘少奇一起度过的那些革命岁月。从北方局的地下工作，到新中国建设的协作配合，再到困难时期的共同担当，他们之间的友谊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考验。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却没有能够为这位老战友提供应有的支持。

追悼会结束后，有记者询问彭真对刘少奇的看法。

这位已经78岁的老人，眼中含着泪花，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少奇同志是个好人，我们对不起他。我个人更对不起他。"这句简单而沉重的话，表达了彭真内心最深层的愧疚和痛苦。

从那以后，每当有人在彭真面前提起刘少奇，他都会表现出深深的怀念和愧疚。

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彭真经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应该更勇敢一些，我应该为他说话。"这种自责和愧疚，成了彭真晚年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1983年6月6日至21日，彭真出席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接替叶剑英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期间，他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中国的法律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取得多大成就，彭真内心对刘少奇的愧疚始终没有减轻。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一定会更加坚决地为刘少奇辩护，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1990年的那个秋日，当88岁的彭真独自坐在书房中翻阅相册时，内心的情感再一次被激发。看着那张与刘少奇的合影，他无法控制地流下了眼泪。

在那一刻，这位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终于完全释放了压抑在心中多年的情感。

"老刘，我对不住你啊！"这句话从彭真的心底涌出，带着无尽的愧疚和痛苦。虽然时光无法倒流，虽然错过的机会无法弥补，但这种真挚的忏悔，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知和担当。

1997年4月26日，彭真走完了自己95年的人生历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据身边的人回忆，他依然会时常念起刘少奇的名字。他的夫人张洁清后来回忆说，彭真临终前还在说："我对不住老刘啊......"